内省型人格

中国人之为“人”，有很大的成分是由自己四周的人来下定义的。因此，一个坚强的“自我”基地就难于出现，也很少能够出现建立在这个基地之上的内省，亦即是说，对自己四周的人——尤其是“人情”方面——较倾向于采取一种身不由己的反射态度。

这种情形，当然是中国人的“人情味”的基础。中国人较西方人更具有对他人“承担义务”的倾向。这种“承担义务”，有一部分是由“人我界限不明朗”造成的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的倾向；有一部分是基于自己对别人的需要，因为中国人在感情上常常需要和别人“在一起”的。然而，总有一部分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的，因为他们从小养成“承担义务”的“做人”方式，除非“撕破面子做人”，否则就很难直接拒绝别人。

中国人这种“做人”的态度，使他们觉得在文化上优于“人情味”淡薄的西方人。然而，一位路德教背景的挪威留学生却对我说：“大家都说中国人是一个很道德的民族。但是，据我看，道德牵涉到自我的选择。一种从来也没有出现自我选择的状况并不能算是道德的状况。”这种道德观点很典型地表达了基督教的“自由意志”观念，亦即是个人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得救与否——他必须在上帝与魔鬼之间做出选择；在得救这一点上，即使万能的上帝也不能插手。

这种“自由意志”与“选择”的观念，对中国文化来说是陌生的。对中国人来说，“做人”总有“做人的道理”，人如果脱离了它才是不会“得救”的呢！出于一个很少超越的因素，因“社群”就是“上帝”，而在名分变成“名教”的文化中，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是很顺理成章的。因此，一个可以对外在的人际关系做出内省的强大的“自我”基地，就难于出现。然而，这是否等于说中国人“做人”缺乏“内省”的因素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