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医医国的后世影响

一些医家则以医理论国事，更加渲染了这种文化氛围。以医理论国事，最早见于《史记·殷本记》。伊尹借太素、上皇及九主治国之事，与汤王商讨国策时，曾以医为喻,陈述治国之道。“用其新，弃其陈，腠理遂通，精气日新，邪气尽去，及其天年。”《全唐书》中的柳宗元在《愈膏肓疾赋》中通过论述治疗膏肓之疾的道理来说明治理国家和除弊利政的方法。徐春甫《古今医统》引《郁离子》曰：“治天下其犹医乎? 医切脉以知证，审证以为方故治乱，证也；纪纲，脉也;道德刑政，方与法也；人才，药也。夏之政尚忠，殷乘其弊而救之以质；殷之政尚质，周乘其弊而救之以文;秦用酷刑苛法以钳天下；天下苦之，而汉乘之以宽大，守之以宁一，其方与证对，其用药也无舛。天下之病，有不瘳者鲜矣。”郁离子用治病之理，来说明历史朝代的更替。以医理论国事，体现了古代医家参政议政的意识。如元代许国桢、明代吴杰、戴思恭等还亲自参与了国事。而清代医家徐大椿在《医学源流论》一书中，专门撰文“医道通治道论”，探讨了治病人之法与治国之术的相通之处。“治身犹治天下也。天下之乱，有由乎天者，有由乎人者。而人之病，有由乎先天者，有由乎后天者。先天之病，非其人之善养与服大药不能免于夭折，犹之天生之乱，非大圣大贤不能平也。”故唐代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·诊候》说：“古之善为医者，上医医国，中医医人，下医医病。”因此钻研医道，济世救人，成为“上医”，充分体现出古代医家人格价值的理想追求。